最新丨​李昭老人魂归共青城，与胡耀邦合葬

查看原文

其他

最新丨李昭老人魂归共青城，与胡耀邦合葬

宗合一新三届 2019-06-17

最新消息：

今天上午，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子女和当地数千人，出席胡耀邦夫人李昭骨灰安放仪式，并瞻仰耀邦陵园，纪念胡耀邦去世28周年。

今天共青城阳光灿烂，耀邦陵园鲜花盛开。简短的仪式之后，胡耀邦李昭子女家人在陵墓前留影。

当地数千人来到陵园，祝福两位老人一路走好，携手向前。他们为后人开拓了光明道路，世世代代人民将他们的业绩永记心间。

4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45，胡耀邦李昭三子一女等家人乘坐高铁487次列车，离开北京前往南昌，护送母亲李昭的骨灰前往江西共青城，与胡耀邦安眠在一起。

胡耀邦李昭的三子一女将母亲李昭的骨灰安放在胡耀邦事迹陈列馆中间。

昨晚6:40高铁到达南昌西火车站，从北京来的一行40多人，登上共青城派出的三辆考斯特中巴车，直抵胡耀邦陵园。当晚，李昭的骨灰临时安放在胡耀邦事迹陈列馆中。

汽车直接驶向胡耀邦陵园，胡耀邦和李昭的亲友们，从湖南浏阳，宁乡故乡，从江西奉新县赶来，还有许许多多热爱胡耀邦和李昭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已经静静地等在路边。

寂静小城所有宾馆一晚接待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亲人，朋友，企业家，退休老同志及子女们，工农兵代表，记者，大家静静地等待天亮那一刻，李昭將在这里与耀邦总书记牵手相聚，他们遥望等待了28年，如今安详地走向新征途，永不分离。

前任江西省委书记，今年已经87岁的万绍芬女士已经在这里等候。

李昭老人一路走好！

胡耀邦夫人李昭，今年3月11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

李昭生前谈胡耀邦归葬共青城：

怕因他引起纷争和骚动

曾有报道或文学作品称，安葬共青城是胡耀邦生前的遗愿。对此，李昭坦陈事情的原委：“不是他的遗愿。耀邦猝然逝世，这是我们料想不到的，他自己万万没有料到会走得这么快，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呵！是我要求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他生前热爱的共青城的。”

胡耀邦同志去世后，当有关部门征求李昭的意见将耀邦的骨灰安放在何处时，李昭毫不犹豫地作出了人们想不到的选择：不留北京，不进八宝山，去江西共青城。

耀邦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李昭的意见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个决定并非是她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她经过认真考虑的结果。

耀邦去世后，她就想起总理临终前不留骨灰的遗言；叶帅的遗骨南归广州，不留北京的嘱托。周总理和叶帅都是党内高层领导的智者，是耀邦最敬重的领导和良师。循师而行，有何不好？

李昭早就想到北京是权力中心，政治中枢，政治气候多变。耀邦城府不深，长期做青年工作，在青年中有广泛的影响和众多的知心朋友，但在党内他又是个有争议的人物，青年人激情澎湃，处理问题情感多于理性，如果因为他而引起纷争和骚动，他在九泉之下也会不安的……

耀邦的远祖从江西迁到浏阳，江西是他的原藉，是工农革命根据地，是中央苏区，是长征的出发地，耀邦在那片热土上奋斗、成长。江西有共产主义大学，有共青城……是他寄托希望的地方。

胡耀邦陵墓。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上海一百名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怀着创建新生活的理想，从繁华的大上海落户江西德安县鄱阳湖畔。耀邦对他们寄托了热切的希望，曾经两次来到他们中间，问寒问暖，帮他们出谋划策，拟定发展宏图，题写了“共青城”这个响亮而有特殊意义的名字。“共青城”是中国青年团结、奋斗、成功走向未来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

李昭让耀邦离开喧闹的都市，永远安息在他寄托希望的地方，到青年中间去，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在优美恬静的环境中静静地去思考，他是最勤于思考的……

骨灰将安放在共青城的消息一经新华社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个世人陌生的共青城和胡耀邦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夜之间，就成了蜚声海内外关注的热点。

共青城选出代表立即飞往北京，邀请有关部门和耀邦同志的家属共同商量有关事宜，并请他们尽快去选址定点。德安县和共青城的群众表示将全力以赴力争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省委省政府拟调集省内第一流的设计人才，使用一流的建筑材料，设计建成一个朴素大方让广大群众满意的墓地……

李昭和她的子女们选址定点的原则是：继承耀邦的遗训，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占用群众栖息的好地方，不影响环境，不损害公共利益。他们还谢绝了共青城的群众把最优美的风景点和公园做墓地的好意，几经考察最终选择了共青城附近一座不大的富华山。

胡耀邦浮雕像。

这里虽然比较荒凉，但它背依起伏的丘陵，面向波光粼粼的鄱阳湖，湛蓝的湖水象征着耀邦无限广阔的胸怀；起伏绵连的群山象征着拥有广泛雄厚的群众基础。

1990年12月5日，由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中办副主任杨德忠，耀邦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李昭及其子女亲属等护送耀邦同志的骨灰去鄱阳湖畔的共青城安葬。

当来机场送行的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的告别手势一挥，飞机箭一样地离开跑道飞上蓝天，耀邦永远地离开了尘嚣喧闹的北京……

李昭百感交集，她默默地，久久地凝视着党旗覆盖下耀邦的骨灰盒，心中翻起滚滚波涛——1989年4月22日，开完追悼会，李昭把耀邦的骨灰盒从八宝山接回家里。这位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的总书记在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家里静静地躺了一年零八个月。

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日日夜夜，李昭常常独自守在骨灰盒旁，静静地、静静地坐着，不让任何人打扰，她仿佛在聆听又仿佛在默默地倾诉。是啊，无论是戎马倥偬的岁月，还是建国初期的建设热潮时期，他们两人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忙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一个星期才打一个照面。

在紧张战斗和繁忙的工作中共度了四十八个春秋，有多少没来得及交流的感情，有多少没有说完的话都留在了这个世界，留在了各自的心里……

胡耀邦陵园。

飞机在蓝天上飞行，机翼穿过白絮般的云片向前、向前……李昭回忆起经历过惊涛骇浪的耀邦，无论是在长征途中、抗日战场，还是在没有硝烟的党内路线斗争中，总是勇敢地站在维护真理，实事求是的立场，无私无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战斗。想到这些，她内心不无自豪地发出一阵感慨：耀邦的一生是无私无愧的啊！

耀邦去世第二天，一位北京大学学生以大字报的形式写了一首无题诗贴在校园里，引起了大家注意，也印证了很多人的怀念和忧虑。诗是这样写的：

真诚的人死了

虚伪的人却活了下去

热情的人死了

冷漠将他埋葬

空谈、托福、麻将、桥牌

新权威……

改革和它的死亡

这世界是个新迷宫，

我问您耀邦

中国是否还有希望？

李昭在胡耀邦骨灰安葬仪式上。

安葬仪式上，李昭代表全家讲话：“耀邦，你这个农民的儿子，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人民不会忘记你。经过我的请求，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把你送回了革命的发源地江西。这里也是你走向革命生涯的第一站。你在这里和勇敢拼搏的共青人在一起了。安息吧！”

安葬仪式结束之后，李昭将胡耀邦的遗像交给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于维忠：“现在耀邦就是共青城的一名成员了，你们怀念他，他也会记住你们，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你们。”

今天，所有到共青城的人，都要去一个地方——富华山的耀邦陵园。陵园坐西朝东，俯瞰鄱阳湖。陵园正门两座对称的门楼上，胡耀邦手书鎏金对联熠熠生辉：“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乎多得少得。”由常绿乔木栽种而成4个大字：耀邦陵园。

从陵园入口处到墓碑前，有两条弯绕的墓道，铺有73级石阶，象征着胡耀邦73年革命人生的曲折道路。整个墓碑像一面直角三角形的旗帜，高4.43米，底边长10米，碑重73吨。三角形花岗岩碑上，雕刻着中国少先队队徽、中国共青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右上方的胡耀邦侧面浮雕头像栩栩如生——象征着胡耀邦一生与这3个政治组织的特殊关系。

主碑前是用6块墨晶玉花岗岩拼成的铭文碑，上面镌刻着由中共中央撰写的“胡耀邦同志生平”。在墓碑的左后侧，立有一块巨大的山石，上有李昭手书：“光明磊落，无私无畏。”陵园南侧，是胡耀邦陵园陈列馆和共青城党员教育基地。

（本号综合炎黄世界等作者萧祖石等）

胡耀邦与李昭。

李昭：平凡与不平凡

被人戏称“中办第二信访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听说1978年开始，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办第二信访局。

李昭（以下简称李）：（笑）你也知道？我确实给一些人转过信，说不上什么第二信访局，他们都是说着玩的。

苏：有一位叫刘实的同志说您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您是不是帮助过刘实？

李：算不上帮助，就是接待一下而已。自从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家里总有来递交材料的，我们接待一下都是应该的。来到家里，总得招待一碗水。

刘实原名邓洁，以前是在北平搞地下学生运动的党员。解放前夕，他调任石家庄市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我当时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我们以前可能打过照面，但没怎么打过交道，所以我印象不深。他后来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刘实。1957年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受了一些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当时耀邦正在和别人谈事，我就接待了刘实。几十年没见面，变化也大，又加上以前也不怎么认识，所以我没认出他来，给他倒了杯开水说：刘实同志，请喝水。刘实可能很久没听到用“同志”称呼他，很激动，就和我谈起他的“右派”问题。我跟他说：组织上会按现行政策处理的，请你耐心等一下。然后又陪他聊了聊家庭和子女的情况。

胡耀邦与李昭。

结果刘实突然叫了声：李昭同志，李大姐！我一听，愣了，问他：你认识我？刘实就告诉我他是邓洁，把他后来的遭遇和我说一说，还说：我早认出您来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

我一听就笑了：你是不登豪门呀！可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我们是老同事，一聊就到了吃饭时间，不能让他饿着肚子离开我家呀，于是我留他在我家随便吃了点。事情很简单，刘实到处给我宣传，我接到的信就越来越多啰。

苏：都说您热情、负责、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错案，通过您这个重要渠道很快就解决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李：给我寄材料写信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我。我当时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从富强胡同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认识我似的，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我，想通过我申诉冤情，还有专门想和我谈心，请我出主意的。还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纺织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东单三条33号）戏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苏：这些人给您信的时候，怎么称呼您？都说什么？

李：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给我信，也不说话，连“请转给耀邦同志”的话都不说，扭头就走。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惊奇。我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转给耀邦就是。

胡耀邦与李昭。

1980年2月，耀邦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找我转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是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护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纺织局还是不太放心，从1981年开始，就派了个车接我上下班。

那时候，不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转信，还有人到我家门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门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着车刚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车里扔信。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车要过来了，突然跪在我的车前，吓得司机都不敢动了。他们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还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么问题，再转给相应的人和机构。当然，大部分都是给耀邦的。

我想，他们给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应该负责。有时候信件实在太多，我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把属于我个人的信件交给我，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我1983年离开纺织局的时候，整理出好几包信。

苏：一般都反映什么问题？

李：什么问题都有，有个人的历史问题，也有纠纷问题，主要是冤假错案问题，大概是觉得解决不了，所以就写信给耀邦。

胡耀邦与李昭。

苏：在这么多人和信里面，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来过我家。据说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组部，他的事情纠缠了很久，没有解决，又来到我家，时间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认识的。抗战初期，我还没有去延安，我们在敌后游击队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在敌后做抗战工作。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是知道他很积极。他是北京的大学生，怎么活动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进步的。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们好像还在一起共过一段时间的事。

1937年我就听说过葛佩琦，40年后，为了平反，他来找我们。现在又过了30年，具体事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他来过。后来平了反，影响比较大。

苏：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其实我们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据说两位还亲自召开过家庭会议。

李：是的。在他当选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们一家开了个家庭会。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耀邦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他加重语气接着说：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

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几句。接着我说了一些要他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后来耀邦笑着说我：八股呦。

胡耀邦与李昭。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

苏：文革过后，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当时是怎么落实政策的？

李：1978年开始，我在给耀邦转信的时候，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内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同时展开。我们一直都很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据我们的大致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且都做好了善后工作。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我们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工资全部补发。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在纺织系统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自己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应该做。好在工人们对我还是不错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倒是没有斗我斗得太厉害。

文革初期，我被打倒，我的工作是刷厕所、扫楼道，这都没什么，我把它打扫干净就是。红卫兵还表扬我刷厕所刷得干净。那时候流行都戴毛主席纪念章，我这个黑帮不让戴。有一次我在扫楼道，纺织局的一位干部杜哲荣偷偷地把毛主席的纪念章给我戴上，还要我保重身体。那时候我是走资派、黑帮，别人都不敢靠近我们这些人，杜哲荣却送纪念章给我，让我很感动。

苏：那时候，给女同志剃阴阳头挺恐怖的。

李：宋汀和我都没有剃。但是有人被剃了阴阳头，原因是造反派说她不老实，她想不通，不服气呀。

1950年代全家福。

苏：看来该低头的时候还是得低头呀。

李：哈哈。当时红卫兵也要我低头，我低头之后，还是会抬头的。

苏：那怎么说斗您斗得不太厉害呀！

李：还可以吧。好像也没怎么打我。

苏：坐喷气式飞机了吗？

李：那——那是坐了。哈哈，大概走资派都坐过。

苏：看来您平时和工人关系不错，套句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好。

李：（笑）这话就说得远了。1964年我在北京市毛巾厂搞四清，一般搞四清都搞得比较紧张，我反正也就是按照政策来，没怎么太过。隔了没几年，“文革”期间，我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厂劳动，毛巾厂的工人挺照顾我。他们对我说：不斗争你，那斗争谁呢？你是执行路线下的领导者，当然得斗你了。但是你自己想想，你有罪，你就说，你没有，你就别说。耀邦也对我说过：你做过的，一定承认。没做过的，别瞎承认。

工人还对我说：你就得这样，一天三顿饭，还是得吃饱。简称为三个饱，一个倒。三顿饭都要吃饱吧，这就是三个饱；一个倒就是睡觉要睡好。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挺感激他们。

1980年代全家福。

我们在家各忙各的

苏：1978年，耀邦同志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您在家里和他谈起过这些事情吗？

李：没有。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纺织局，是地方干部。耀邦和别人说的都是中央的事，我也接不上多少茬，就是觉得挺乱的。现在看来，这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对有些问题，我知道一点，但也不太清楚。在家里，耀邦从来不说。他不说，我也不问。

耀邦喜欢读书，很多时候都在看书。我常在单位加班，回来得比较晚，有时就住在厂子里或单位。在家的话，我们平时也都是各看各的书，各忙各的事。家里由两位老太太管家，一位是耀邦的母亲，她于1967年去世；一位是我的母亲，于1973年去世。没有两位老人，这个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两位老人，我们两个都不会这么全力投入地工作。我很感激她们。

苏：你们聊天吗？

李：有时也聊，偶尔聊聊孩子、家庭。他主要是看书，也会说一说文学、艺术。

苏：您是不是很少陪同胡耀邦同志出访，或是出席公众活动？

李：我没有跟他出访过，在退居二线以前，我有自己的工作要做。1980年因为工作，我去了一趟日本，是以全国妇联执委的身份应日本妇女组织邀请去的。访问日程完了，我要求特意去日本东丽化纤公司所属的自动化程度较高的涤纶长丝厂看了看，带回了一些样品，收获很大。当时我们正在做化纤的项目。

李昭赠中曾根夫人。

我没陪耀邦出席过公众活动，主要是我的工作忙，总觉得做不完。1983年我退居二线后因为身体原因，耀邦带我去过一趟南京。另外就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参加过一次外事活动，1984年3月24日陪耀邦在中南海设家宴招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一家。礼尚往来嘛，他们在1983年曾在东京设家宴招待过耀邦。

后来中曾根康弘夫人中曾根茑子带信给我，和我叙旧，表示慰问。我为了感谢中曾根康弘夫妇对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作出的贡献，为纪念我和她之间的友谊，买了一幅湘绣，题了几个字作为礼品，托友人赠给中曾根茑子。

2005年11月，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康弘还写信给我，表达他对耀邦的怀念，我感谢他们对这段友谊的珍视。

苏：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一书中回忆，母亲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典型干部，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参加到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工人们反映说：一天三班倒，班班见领导。在我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您这么热爱纺织事业！您的孩子们和同事都说，晚上9点前您一般不在家，在单位。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一直到您退居二线，您就经常住在单位。

李：呵呵，瞎胡闹。

苏：我听说您现在晚上还做梦，说要赶紧的，参加会议去，不然要迟到了。

李：哎，对。（笑）有的时候就喊起来了。把我们这里的小姑娘给吵醒了。

胡耀邦李昭与女儿一家。

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苏：您生活真节俭。

李：家里人多，有时候钱还不够花，我还找单位借过钱呢。

苏：我听说您每月自己掏钱交汽油费？

李：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具体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徐海峡、杜玉芬，他们记的事情比我多、也比我清楚。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纺织局的局级干部是没有专车的，市委很多局级干部也没有专车，我们下厂工作，都是几个人坐一部车。纺织局为了安全，特意安排专车给我坐，我想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每个月就交汽油费，大概是5块钱吧。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低，油价更低。当时杜玉芬是局党委机要秘书，这个钱是杜玉芬每个月帮我从工资里扣，她说给我交了19个月，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7月，刚好交到我退居二线。

苏：您真是有原则。

李：对自己严格点好。就应该是这样。

带头退居二线

苏：您刚才讲到1983年退居二线，那时候好像有一拨老同志离退休。

李：那时候，按照邓小平关于干部四化的精神，耀邦在具体推动干部年轻化这项工作时，希望一些老同志退下来，遇到点阻力。他回家动员我，让我带个头。我回去就和纺织局说了，这时刚好中央和各省成立顾问委员会，我就进了北京市顾委，退居了二线。

李昭在工作中。

苏：事实证明，这是很高明的。既让年轻干部出头，又发挥老同志作用，顾全了多方面。不过，您才61岁，在当时的老同志里边，是很年轻的。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耀邦要我带头，我就带头退。他那时工作很困难，我得支持他。那时北京的纺织又正处在顶峰时期，我也比较放心。1978年，尽管我们还在用布票、粮票，但这时候，北京市的轻工业算是发展很快的。当时北京市正抓轻工业，轻工业也好抓，它的效益很快，看得见。

苏：从1954年到1983年，布票的历史是30年，您在北京市搞纺织工业的历史也刚好差不多是30年。

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

苏：1978年，北京市民有五难，其中一个就是做衣难，这个问题是1983年解决的？

李：差不多。说起这个做衣难呀，话就长了。做衣难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存在，主要是因为原料缺乏。没有原料，就没有布料，也就做不了衣服。为了解决原料的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在努力。生产要前进，你就会遇见很多像观念呀、技术呀、原料呀的问题，因此很多东西都要跟上。所以，穿衣难、做衣难由来已久。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做的努力完全没有成绩。

苏：对啊。我知道国棉一厂、二厂、三厂都很有名。一厂出了全国著名的确良衬衣；二厂、三厂开发、出口棉涤纶和人造棉等等。

李：我们的衬衫最初叫“冰山”牌，后来觉得“冰山”牌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好，于是就改名叫的确良了，那时候就有这么一个说法：的确良，的确良。说明我们的衬衫做的是不错的。后来又改名，北京嘛，要取个能代表北京的名字，于是就改名为“天坛”牌衬衫。一厂经过几十次的试纺试织，生产出坯布，再经北京印染厂加工成漂白布，由大华衬衫厂、北京衬衫厂生产出成品。

李昭为学校题词。

苏：您当年穿过这个衬衫么？

李：我没穿。当时我们主要是做宣传，送了一些衬衫给一些领导和新闻人士。

苏：反响怎么样？

李：这些领导和新闻人士反响都很好。我们的衬衣质量好，另外，我们的价钱也不是太高，好像是12块钱一件。

苏：“文革”一来，大家都不搞生产了，做衣难的问题到1978年就凸显了？

李：当时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直持续了好几年。普通群众的需求满足不了，连出国人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置装都很困难。上上下下对北京的意见都很大。

这个问题是个历史问题。建国初期我们就开始在想办法，可北京一带不怎么产棉花，上世纪50年代北京郊区曾有10万亩棉田，可产出的棉花质量不好、又少，就改产了。之后，北京的纺织系统每年需要国家调拨10万吨棉、毛、麻、丝等原料，从各地调运到北京。

李昭中年照。

北京服装协会：

纺织生涯的另一片天地

苏：您退居二线后没多久，北京市主要领导人段君毅、焦若愚又请您出山了。您当时是什么想法？

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市场需要，促进各地横向联合与协作，北京决定成立服装协会。在酝酿人选中，市领导找到了我。我热爱纺织服装行业，他们找我，我也就答应了。北京服装协会其实不仅是北京的，当时全国也就这么一个协会，也是第一家。要与中央各部委、周边各省区建立良好协作关系和交流，我们都是考虑了的。

苏：1984年7月4日，北京服装协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据我所知，现在这个协会运转得也不错。

李：反正还在发挥作用吧，在全国算是开了个好头。后来，上海、武汉、天津、安徽、陕西、南京、大连、成都等地服装（服饰）协会都成立了。为了加强与国际交流，联系日本、法国、韩国等国著名设计师来北京进行服装展演展示，鼓励国内外设计师多联系、多交流，培养我们自己的设计师。我们不仅搞展览展销，还率先成立了服装模特表演队，常常举行设计比赛选拔优秀人才。

苏：成立模特队，可是开风气之先。服装协会大有文章可作呀，像巴黎时装周、米兰时装周，可都是全球瞩目的盛事。我知道北京这几年也在提“打造时尚之都”。

李：我们为了美化人民生活，提升北京的服装文化，与国际接轨，1986年，提出了“把北京建成时装中心”，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支持。1990年，改成建设“时装名城”。现在的提法又有点改变，就是你说的，“打造时尚之都”。现在做得还不错。

苏：就是服装文化？

李：对呀！让我们的服装体现我们的古都文化，上升到艺术时尚，使北京城既古典又时尚，既传统又现代，把它打造成世界公认的、有浓郁民族文化的时尚之都。

苏：您从1978年的穿衣难、做衣难谈起，从上世纪50年代一下子跨到现在了，从50年代的棉花原料，到60年代的困难时期，到70年代的化纤探索，到80年代的美化人民生活，到90年代的服装文化，最后到新世纪的时尚之都，您的身上，可是一部新中国纺织服装史呀！

李：呵呵，都是些平凡的事。

苏：您认为平凡，其实，这可不平凡。现在已经改革开放30年了，您觉得现在的形势怎么样？

李：形势当然是好的。

苏：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候？

李：可以这么说。

（摘自《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作者苏峰。）

沉痛悼念